本篇题目实际是一位网友对我前不久一篇谈及咬文嚼字的博文的评论，拿来做题目，首先是觉得有趣，因为它似乎并未针对原博文的主要内容，然后是觉得在此题目下的确有些话可说，因为它似乎又与我们的母语文字有关，于是就顺手拈来了。

吾生也晚，从小只听说读古诗文是要吟诵的，却从来没在老师那里见识过领教过。曾想象过鲁迅笔下三味书屋里的那种诵读情景，又恰如梦中似的，总“听”不到他那位发蒙先生摇头晃脑时的吟诵声。而吾生也又似乎不太晚，年少时还多少有机会在父亲闲暇时的诵读中领略到那几声所谓的“吟”，尽管父亲曾因战争失学，这几声仅仅是他在我祖父身边“耳濡”得来的结果，未必中规中式。但我由此却约略体悟到这所谓的“吟”并不像当今的“歌”，它只是一种对古诗文节奏和声调的强化，它无意去改变它们，而且，与其说是这一种“吟”赋予古诗文以音乐性，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吟”彰显了古诗文本身的音乐性。

以古诗文入歌，以歌行古诗文，——这个概念也是我在少年时跟学父亲唱会了岳飞的《满江红》时得到的。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边觉得以唱代诵易记，一边却诧异古词章千年之后为何除了“怒发冲冠”之外基本只传文辞，不传曲调。于是暗生的一个意识是，古诗文的寿命显然长于为其配制的乐曲。对此，我也曾猜测过个中原因，最后自认为“读比唱易”是个最能使人信服的解释。此外，意识朦胧中我还有一丝迷茫：自从唱会了《满江红》，就再也找不到朗读它时所应感受到的纯粹的语言节奏和韵律，每当想读它一遍的时候，耳根脑际总会有《满江红》曲调的背景声，原词章的入声韵脚也会因此全无气势地悠扬起来。为此，我经常斥问自己到底怎么了。

正如以后有人批评《红楼梦》的影视化是对读者万千想象力的控制那样，记得也已有不少人从同样的视角来评论以古诗文入歌的做法了。这些论说很明白地告诉我，文字给人的文学想象不同于音乐给人的艺术想象。虽然，这两者有互相契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春华秋实，各领风骚。其实，文字源起的历史动因与语言同，并多了记录这一层，目的是相互交流，而音乐则源起于人类对声音世界的美学认知和艺术发现，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主观寓于中的客观体，也是客观形于外的主观体，是人类独享其成的一种表达个体情感的方式，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获取精神体验的能力。文字的具象性强于音乐多多，音乐的旋律性也大有别于文字，尽管我们的方块文字也靠声音识别，然而，用单音节的方块字写就的诗词歌赋还讲究平仄韵律，以至对仗节律，吟诵起来之后所混成的声效实在难用“音乐”两字名之。这也许就是唐诗流传至今千百年来只“吟”不“唱”，或者“唱”而难传的缘故吧。

如今在少年儿童中推广“唱”诗，尤其是用现代流行曲调唱一些千古名篇，这不能不说是一批热衷国学普及者的起衰之举，然也遭到了另一批古诗文爱好者的质疑，其中不乏颇有研究者。好在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对我们的国粹国宝钟爱有加，特别是后者，唯恐呵护不当，更见其小心翼翼，理当有助于古诗文的教育和传授。当今社会，发展迅捷，莘莘学子再不可能重演古人的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而以“唱”促“学”促“记”，应对性地为下一代多播下一点古诗文的种子，则完全是可以一试的法子，只是“如何唱”应成为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视来自学者的意见。如果有像赵元任那样的精通音乐的语言学大师，以及像李叔同那样的深谙诗文的音乐家的加入，那么，可以相信，“经典诗文，唱唱又如何”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令人悦服的答案。

然而，能让我们想起的赵、李两位大师的音乐作品中，直接以古诗文入歌的似乎不多。由此，我们也许就不难想见他们的态度了。至少，我们从中能切实看到的是他们态度中的“谨慎”两字。

很难想象在“又如何”问题没解决前，我们便能让孩子随着“经典诗文”的“唱唱”就领略了诗意，提高了文才。至于，“唱”会的诗文，在个人的知识储备中，究竟是“歌”占先，还是“文”占先，这现象是否与文化心理有关，也是颇值得探讨的方面。

一孔之见，冀有方家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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