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顾问兼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的问题，始于针对他的一场犯罪行为，这些罪行包括泄露弗林和时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之间的秘密电话的内容，并揭示了弗林作为秘密通话内容一方的美国人身份。

　　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始于2017年1月12日的一篇专栏文章，这篇文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大卫·伊格纳修斯撰写的，据其报道，弗林在2016年12月29日与基斯利亚克打了数次秘密电话，而就在当天，时任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制裁，作为对俄罗斯黑客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回击。但是，无论是谁告诉伊格内修斯，他们涉嫌窃听了秘密通话的事实和实质，他都犯了泄露机密信息的重大罪行。

　　第二项罪行是公开披露了秘密通话的其中一方的美国公民身份，当有授权收集外国官员的情报时，即使在美国政府内部，在收集情报期间，即使偶然发现了美国人参与其中，对其具体身份也应尽量不披露，在文件或报道中应该以“美国人”替代其具体身份，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当政府官员确定知道其姓名对国家安全很重要时，也必须经过一个“揭露”的过程——以获取不愿透露身份的人的名字，而且还必须向负责该文件的收集机构提出书面请求，而且只有少数官员被授予这项权力，例如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只有20名官员被授予这项权力，也许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确实需要了解弗林的身份，这个问题本身无关紧要，但是任何人将弗林的身份透露给伊格内修斯就是一种重大罪行。

　　在他的专栏文章中，伊格纳修斯质疑弗林是否违反了《罗根法》，他认为弗林与基斯利亚克的秘密，可能“削弱了美国的制裁效果”。我们知道，《罗根法》于1799年颁布，上一次援引该法案还是在150多年前，该法案禁止未经授权的美国公民与外国政府磋商（该法案本身可能还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弗林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2012年，奥巴马提名弗林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2014年8月，弗林被解职，此后赋闲一段时间，直到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担任竞选顾问，在特朗普竞选成功后。弗林被即将就任总统的特朗普任命国家安全顾问，并作为过渡政府的官员正在接受检查，但是由于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才正式就职美国总统，有人认为弗林在这个时只是普通美国公民身份，这就是该事件的最大争议之处。还有人们认为，在2016年12月29日前后几天内，弗林除了与基斯利亚克秘密通话外，他还可能和加拿大、以色列、墨西哥等国的官员进行了秘密通话，但是，任何认为弗林在法律上被视为“未经授权”与外国政府磋商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因为，特朗普是候任总统，弗林是候任国家安全顾问。

　　但这并没有阻止在任期即将届满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疯狂行动，在2017年1月12日，伊格纳修斯报道了弗林与基斯利亚克之间的秘密通话之后，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就在这不到10天内，时任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即将担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代理部长的莎莉·耶茨，利用伊格纳修斯有关弗林涉嫌刑事罪行的暗示作为借口，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指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往弗林的办公室，询问他有关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秘密通话的问题，伊格内修斯的所谓针对弗林的罪行指控，是否也促使耶茨加入了到对《罗根法》的思考，以为其这次虚张声势的质询奠定了“合法”的基础？

　　质询弗林的依据不仅是一项阴谋诡计，更重要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根本不必质询弗林，有关秘密通话的内容，就能确定弗林是否存在犯罪行为，因为秘密通话中的每一个单词都有笔录和录音。如果弗林在秘密通话过程中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司法部在通话当天就可以起诉他，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16年12月29日，弗林并未被起诉，在2017年12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弗林的指控中，也从未提及这种违法行为。

　　因此，在弗林在几周后被要求回忆起秘密通话的每一个字之前，奥巴马政府的至少有一名官员，已经严重违反了国家安全和隐私法，但却只有弗林被指控犯罪。

　　关于有关弗林和俄罗斯大使的秘密通话的那次质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2017年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详细的询问了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和前司法部代理部长耶茨，“在我们的系统中的某个地方是否应该有这些通话的记录……公开报道弗林的身份，是否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揭露其身份的要求”，这两个人都同意有关于请求公布弗林身份的记录，还有关于请求这些信息是否可以传播给其他的记录。

　　特别检察官穆勒本应追查这些罪行，在调查俄罗斯黑客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的过程中，穆勒发现的任何罪行都有权调查，他指控保罗·马纳福特几十年来的税务犯罪并没有太大问题，并且正在调查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违法行为，然而，奥巴马政府官员针对弗林的罪行却被忽视了，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却放大特朗普政府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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