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丕军，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曾在多家证券公司研究所从事股票策略和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工作，曾在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担任研究所所长、研究总监等职务，现为北京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自媒体“经济学家圈”专栏作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大类资产配置以及金融政策等领域。姜丕军博士在《新华文摘》、《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撰写各类财经评论文章数十篇。姜博士以独立学者的立场，深入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特别是能够充分阐释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市场反响强烈。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注定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回顾的年份，因为在40年前，中国人以自有的决断和魄力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1978年11月24日夜晚，在安徽省一个叫“小岗村”的村庄里，18位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农民，借助昏暗的煤油灯光，写下了一份“生死契约”，约定分田到户，不再集体耕作，且保证交够公粮。实际上，这18位农民根本没有想到，分田到户的一年后，他们不仅交够了公粮，而且到了年底家里还有足够的余粮。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份“生死契约”在之后的几年里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制度，揭开了农村改革、乃至全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

　　拿破仑将军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过去40年，中国确实“醒了”，人民众志成城，砥砺前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大步前行着。在国内，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全面改革；在国外，中国敲开了美欧日的大门，成为了国际经济社会重要一员，中国与世界日趋紧密，再也无法分开。过去40年，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1978年至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 亿元增长到82.7 万亿元，年均增长9.5%；民生水平明显改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 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总体小康，正加快向全面小康迈进。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在高速列车、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卫星导航、深海探测、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科技成果已令世界瞩目。

　　关于中国过去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毫无疑问，从更大的视角看，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答案是改革开放，40年风雨前行的经验昭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的明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越是环境复杂，就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持续推向深入。在更为具体的层面，过去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其背后的答案又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正确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40年快速发展的主线索，是激发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充满活力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来源于供给与需求互为反馈的作用机制，市场交易是供需反馈的核心环节。然而，顺利实现交易的市场并不天然的存在，市场的发育和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也承认，“交易是稀缺的，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市场在本质是一个公共产品，它不是免费的，它的运作是有巨大成本的，这个时候内在的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几十万个乡镇政府负责人充当了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企业家”群体，这是后来中国民营经济的“雏形”；90年代初，当弱小的民间市场遭到“清理”时，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定下了总基调，保护了市场；90年代末继农村改革之后，中国又开始积极推进城市改革，建立了房地产市场化运行机制，由此庞大的国内市场脱颖而出；同时政府又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出清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引入战略投资者，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扫清障碍，保驾护航。2001年，政府在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之后，中国成功加入WTO，正式进入了全球市场，中国自此全力的开拓全球市场，“made in China”开始如雷贯耳，天下闻名。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是中国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带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突飞猛进，为成为统一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形成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2015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已跃居世界第一，中国铁路总里程开始接近美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到2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已经是大势所趋，2016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3倍，是欧洲的1.9倍，是日本的11倍，销售的汽车数量占全球30%，手机占比32%，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比36%。显然，总结过去40年，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是一个改革渐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并非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和产业升级，而是存在一个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培育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肯定的认为，过去40年的中国政府是智慧的、成功的，史无前例。

　　当前，中国经济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有愈发严重的趋势，供给侧未能创造新的需求，需求侧也无力消化过剩的产能。揭示其中原因无法回避的是，强力政府在“创造市场”的同时，所展现的另一面是“闲不住的手”在诱发着无效供给，产业政策中的过度补贴，部分国有企业“僵而不死”，大规模基建投资挤占信贷资金导致融资难融资贵，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房地产暴利形成了对民营经济的“挤出”，用力过猛且不分对象的经济去杠杆政策使得蹒跚前行的民营经济雪上加霜等。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人们的需求已经开始超出了“东西”的范畴，更多的需求来自服务所提供的产品，而不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提供的“东西”，在行业上表现为“虚拟经济”、“体验经济”、“分享经济”等“软性”特征，需求凸显多元化、个性化。而如今当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迈进这个阶段的时候，需要的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方式需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过去，面对“短缺”的市场，通过强势政府来“创造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或许更为高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的产品满足需求。但当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更多的体现为多元化、个性化的时候，政府的“市场创造”能力必然遭到大大削弱，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政府更容易“帮倒忙”。与时俱进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时，政府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发挥要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而转变。具体来讲，这个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对“重商主义来创造市场”的职能来进行转变，要从“创造市场”功能转变为服务市场的功能，政府的工作要紧紧围绕着如何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的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题来展开。这个阶段依然需要强势政府，但这个阶段的强势政府并不是要积极干预微观经济、积极扩大国有资产规模、把控项目审批等，而是要从微观领域抽身出来，在宏观领域如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法治建设、扶贫、社会治安等进行综合管理和调控，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尤其是要进行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动辄政策颁布，制度重于政策是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总体上，新阶段的经济增长寻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迫切需要政府与市场彼此建立理性边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要坚决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和“不错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但孤立的看这些因素毫无意义，“大萧条”时期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随处可见，但经济没有增长。实际上，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主体是企业家，唯有企业家才能够把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通过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当政府职能转变为服务型职能之后，进一步发现市场需求、创造市场的重任理所当然的落在了企业家身上。企业家更能够深刻理解人性，更具有洞察力，他们富有想象力并善于经验总结，他们甚至能够看到连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能够自由进行商业探索，把想法变成产品，把产品演变成市场，不断试错，并承担成功带来的收益和失败带来的损失，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非是把资源配置给探索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回顾历史，从麦哲伦航海开始，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从现代企业制度到跨国公司的建立，环球贸易到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超市、快餐店、飞机、汽车、网购、微信、滴滴等，处处都留下了企业家创新的影子。放眼至全球，当下，全球经济寒风萧瑟，民粹兴起，政治强人接连登场，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川普提出的“使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希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能够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引领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抢占致胜的关键是什么，是制度，用什么样的制度给予经济主体最大的激励是关键，换言之，国家之间的竞争核心在于对企业家的争夺，谁能够更好的服务企业，更好的创造营商环境，更好的保护企业家，更多的获取企业家精神，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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