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先得知火车是1839年，介绍铁路的人是传教士卡尔?郭士立。

　　卡尔?郭士立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1831年来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此人名声有点不好，我们说他是侵略者的帮凶，他在第一次鸦片期间，一直为英军收集情报；英军占领宁波、上海期间，他一度充当占领区的行政长官，在中国衙门里审理民事案件，后来，他还参与签订了《南京条约》，是英方的三位翻译之一。

　　郭士立

　　1839年，郭士立写了一本中文着作叫做《万国地理全图》，这本书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铁路与火车。1839年，那可是火车在英国刚学会跑的时间，英国的第一条商业铁路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开通才9年。

　　卡尔?郭士立介绍：火车不是一辆车，前面有一个火轮车，用个铁管煮水，用蒸汽力带动轮子前进，不用马拉，就好像有翅膀自己在飞，而且后面可以带数十辆车，一小时能走四十多里地；火轮车对路的要求很高，不能有沟沟坎坎，不能弯弯曲曲，所以修路很费钱，英国修了90里，花费白银400百多万两，如果不是帝都繁华之地，根本修不起铁路。

　　中国人自己第一次介绍火车则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了收集西方国家的情报，他让幕僚把英国人慕瑞所着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自己加以润色、编辑，撰成了《四洲志》一书，在书中，他对火车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一次提出在中国修铁路的是一位英国人，他是一位海军将领，叫戈登。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为了自己的远东战略，开始在台湾勘探煤矿。其实，台湾在荷兰人侵略时期，就有煤矿开采记录。1847年，戈登视察台湾基隆煤矿后，建议在基隆港口到基隆矿山之间修一条铁路，运输军舰所需要的煤，有了煤，这里就能成为英国的军舰的远东补给基地。

　　1859年，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修铁路，此人就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

　　洪仁玕，洪秀全的族弟，早期加入了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天平军广西起义时，他还在老家，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通缉，1852年4月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结识了传教士，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7年后，1859年，洪仁轩从香港来到了天京。

　　7年时间，洪仁玕由一位乡村教师成长为了熟悉西方的有识之士。他在《资政新篇》中，一口气就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29条方策，其中就有建设铁路的主张：如果仿照外国造火轮车，一天一夜能行8000里。当时，火车时速60公里都达不到，按照24小时8000里，旅行时速达到了160公里，这是百年后的火车时速。不过，情有可原，洪仁轩在香港没有见过火车，只是听人家说或者从报纸上得到一些火车的消息，所以，火车具体怎样，他真的不知道。

　　中国最早的铁路规划也是英国人提出来的。

　　1864年，英国资本怡和洋行让斯蒂芬森来规划中国的铁路，据史料推断，他可能就是英国东印度铁路公司创始人的那个斯蒂芬森。

　　斯蒂芬森对中国铁路进行了大手笔的规划，这个规划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第一条，从汉口沿长江到上海；第二条，从上海经杭州、天津到北京；第三条从广东经云南到印度。

　　由于这个规划只是怡和洋行的建议，清政府根本没搭理。

　　1876年，英国人采取欺骗的方式，修建了吴淞铁路，后来被清政府发现后，花钱赎回，这条铁路作为违建工程拆除了。

　　中国铁路经历了这么多的第一次，先例即开，很多有志之士开始研究铁路了。

　　研究铁路比较深的有个人叫薛福成，他是江苏无锡人，1858年中秀才，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当幕僚，后来还参与了对英国、朝鲜、日本的外交，晚年出使西方国家，任驻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四国公使，算是一位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876年，薛福成担任李鸿章的幕僚，凭自己对世界铁路的了解，他提出铁路对中国的四个有利于：有利于民间商务；有利于朝廷的转运；有利于调兵和节约用兵；有利于建立轮船、矿务、邮政、机器等洋务体系建设。他还向清政府介绍了普法战争，分析了普鲁士利用铁路体系，如何快速调集部队，打败了法军的例子。这一年，吴淞铁路刚建好，薛福成表示愤慨，他指出：洋人擅自我们这里修铁路，这是典型的侵犯我们主权，不过，铁路既然已经修好了，如何处置？薛福成给李鸿章的意见：买回来自己运营。

　　介绍铁路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广东花县人的郑观应，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他是孙中山的同乡，也是朋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定程度上还受了他的影响；当年孙中山北上天津拜会李鸿章，怀里就揣着郑观应的推荐信。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描述了铁路：地上有铁路联系各地，好比人身上有血脉流通一样，手脚灵活，脑瓜敏捷；而没有修筑铁路的国家，就好比中风麻痹的病人，半个身体不能动，行动不灵便，如果外国人入侵，各地互相无法救援，只能任凭其欺侮凌辱，无法抵御。最后，他还明确指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修建铁路，现在俄国已经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铁路完成后，俄国几天就可到达中国的新疆和吉林；中国铁路应该延伸到边疆。

　　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汤寿潜，他在山东巡抚担任幕僚期间，写了一本书，叫做《危言》，书中提出了精简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防等。

　　他认为，中国军事建设除了用于海防，还要应积极修建边疆铁路，他最担心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因为有了这条铁路，从莫斯科到珲春仅需15天，此路一成，中国东北就危险了，历史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后来，他回到浙江，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这里先露个脸，后面还会说到他。

　　如果说这几位仅仅幕僚或者是有识之士的代表，下面可是高级官员的代表。

　　李鸿章，这位拒绝了扬州至上海的铁路的大员，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他开始为接受铁路了。1870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主张自建铁路，但是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

　　除了李鸿章，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这位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进士出身，1863年任广东巡抚。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

　　这位湘军创建者之一，在天平天国运动期间，在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了西方的情况，他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1875年，清政府讨论这个洋务运动到底该怎么做，让大臣们各抒己见，他却上了一封着名的奏折。此时，当大部分人还停留应该购枪买炮的思想时，郭嵩焘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他提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正确的观念，当年日本就是这样做的，做到了真正的强大，尽管他的观念没有被朝廷采纳，但是郭嵩焘却因此而名噪朝野。

　　此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外交大事，改变了郭嵩焘的命运。

　　1875年，英国领事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打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派遣高级官员来英国道歉。这种忍辱负重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干，最后，郭嵩焘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作为中国出使西方的首位使节，赴英“通好谢罪”。

　　郭嵩焘出使英国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不卑不亢，表现得非常得体，受到了西方媒体的一致好评。1876年，他把出使英国的见闻写成日记，编了一本书，这就是《使西纪程》，他在书中疾呼，我们和西方国家差距太大了，中国应该尽快修铁路。但是，这次出行，他错带了一个人，这个人随后就会出场。

　　这些有识之士和朝廷大员疾呼修铁路，都只是在茫茫人海中的几声呐喊，声音很快又淹没在其他吵闹声中，引发朝廷对修铁路大争论，却是下面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高官——刘铭传。

　　刘铭传，1836年生于安徽合肥，是李鸿章的老乡。他小时候患过天花，一脸的麻子，排行又是老六，又称“刘六麻子”。11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不久，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没人管的刘铭传就参加了贩卖私盐团伙。他身材魁梧，特别能打，还有些鬼点子，很快就被这些私盐贩子拥立为老大，当然，除此贩卖私盐以外，他们还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受到了官府追捕。

　　1854年，刘铭传18岁，听说寡居在家的母亲被地霸欺侮，他追了数里去找地霸评理。两人都不是善茬，地霸亮出了家伙，对刘铭传进行威胁。刘铭传年龄不大，黑道混的时间可不短，当即就夺刀，把他劈下马背，结果了他的性命。

　　刘铭传知道闯了祸，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揭竿而起。刘铭传这种行为，换在一般的时候，基本是要被抓了凌迟处死，株连九族，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地政府顾不上。刘铭传便自此以寨为家，训练团练，并准备参加太平军。

　　事也凑巧，他在投靠太平军誓师祭旗时，突然，狂风大作，旗杆折了，这时，大家都愣住了，山寨的军师说，这是“上天不助”，建议不要走。刘铭传本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这次居然怕了，真的没有走。

　　既然不能加入太平军，那就打太平军吧。

　　刘铭传很快就接受了六安州官的劝告，去打太平军。1861年，刘铭传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这支队伍叫“铭字营”。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由于战斗力强，加上同是合肥人，刘铭传得到了李鸿章的重用，很快就由千总提升为总兵，3年后，29岁的刘铭传任直隶提督，成为了淮军名将。

　　平定太平天国后，“铭字营”又成为了李鸿章围剿捻军的主力。1867年11月，刘铭传全歼西捻军；有此战功，刘铭传被清政府封为一等男爵。1870年，刘铭传卷入一场政坛风波，辞职回家，在赋闲期间，结识了当时许多的进步知识分子，自己的眼界大开。

　　1880年，刘铭传还在家闲居，他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奏章。刘铭传在奏章中具体提出，修建从北京到江苏、武汉、东北、西北四条铁路；他建议，由于经费巨大，不可能同时修四条铁路，清政府应该先修江苏到北京的铁路。他分析了当时国情，把铁路在各方面的重要性都说得清清楚楚，能够打动慈禧的，还是铁路在国防事业中的作用。主要几点是：第一，便于军队集结，中国国家大，内忧外患时有发生，兵贵神速，有了铁路，军队就能做到调遣自如。第二，便于兵力节约，我们把兵放在一个地方，一有情况就坐火车出发，可以一个兵当十个用。第三，便于中央集权，这也应该是朝廷最看重的，有了铁路后，将来兵权、饷权都在朝廷，从此之后，朝廷再也不用担心封疆大吏造反了。

　　刘铭传雕像，背景就是他的功绩：火车与大炮

　　由于刘铭传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这封奏书背后是李鸿章，所以，引发了清政府对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论。

　　购几门炮，买几艘船就算了，要是把铁路引进来，这需要思想转变的，所以，刘铭传的奏章就像油锅里的一滴水，一下子就炸开了。

　　刘铭传的奏折被批转各地大臣传阅讨论，首先提出反对就是内阁学士张家骧，他是同治、光绪的两朝帝师，此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出了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第一，洋人的威胁，修铁路等于开门迎盗贼，有战事时，中国就等于失去了天险，沿着铁路，外军就容易长驱直入；第二，祸害民间，铁路运输廉价进口商品冲击中国经济，还可能影响住宅、田地、坟墓和桥梁；其三，耗费巨大，铁路的修建，波及船运，而且花费很大，影响国家财政。你说这位大学士说得不对，就当是的情形来说，应该是很靠谱：后来的日本的全面侵华，基本上就是沿着铁路线进军的，而铁路影响国家财政，更靠谱，后来清政府就这么亡的；至于影响住宅，坟墓，那是说的就是修铁路的事实，修铁路的确是“屋挡拆屋，坟挡挖坟”。

　　张家骧上书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极力赞成刘铭传修铁路的建议。既然口水仗打起来了，那就好好打吧，论铁路，李大人是比张大人要熟悉多了，张家骧说了3个弊端，李鸿章立刻上奏章，说了9点利端：奏章从国计、军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方面进行了阐述，极其有说服力，其中，还重点说了，有利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这两点触动了清政府的神经。

　　眼见铁路反对派意见处于下风，这时，一个牛人站了出来，他叫刘锡鸿。这位仁兄牛，倒不是官位高，不过，他陪同郭嵩焘出使过西方国家。

　　刘锡鸿，广东省番禺人，他考取举人时，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就干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行业，加人郭嵩焘幕府，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

　　1876年冬，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出使英国。刘锡鸿是他心腹，自然推荐前往，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推荐上。郭嵩焘提名刘锡鸿为参赞，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这为他们后来反目成仇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访问，关系还算和睦，但是，郭嵩焘并没有给刘锡鸿副使的名分，而且工资也只是一个参赞的标准发放。在名利双重诱惑下，郭嵩焘的心腹变成了心患。刘锡鸿认为，自己干了副使的活，只给我参赞的名和钱，凭什么呀。于是，他先后向朝廷告了郭嵩焘“三大罪”，把郭嵩焘出使期间的某些行为说成大逆不道，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郭嵩焘也奋力反击，状告刘锡鸿滥支经费，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最终，两人被朝廷各打五十大板，1878年，两人同时被召回国。回国后，刘锡鸿担任光禄寺少卿去管伙食，从此，变成了地道的反洋务派人物。

　　张家骧没有去国外见过世面，而刘锡鸿到过外国，他对西方火车铁路有切身经历和体验，所以，他的话更有说服力。这位仁兄，在奏折中系统地论述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一共25条。

　　他指出铁路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的确属真知灼见，如他指出，火车所到之处改变原有经济结构、民情风俗，火车管理需要专门知识，这些都是对的。当然，有的属于夸大其词，如资金筹措问题、人才培养问题；还有的就属于危言耸听了，如火车会危及国家安全，不利国防。

　　对于一个人的话，如果满嘴信口雌黄，估计没人相信；如果半真半假，则相信的人会很多。刘锡鸿就是有后面这种人，加上他出使西方的经历，这就使得他的议论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果然，其奏折上呈以后，第二天清政府就以和稀泥的方式结束了论战。

　　1881年2月14日，清政府颁布上谕，也就是慈禧的话：“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外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将此各谕令知之”朝廷的意思很清楚，说火车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需要钱，现在没钱，借外国人的钱是不行的，修铁路的事情，暂时放放吧，不要再讨论了。

　　不过，理不辩不明，看似清政府支持不修铁路，但是，实际上，修铁路已经占了上风，因为清政府的统治者指出不修铁路的原因——没钱。潜台词是今后只要有钱，就肯定会同意的。

　　这边朝廷就修铁路进行争论时，那边中国铁路就悄悄诞生了，明天我们将讲述唐胥铁路，这是中国铁路真正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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