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是如何?最近以来,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首先说的是,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近代以来乃至到当代,经济学家们预言未来,很少没有说准的。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人们总是对经济学家们充满希望和不断邀请,希望他们能对一个国家未来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一些预测。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有着现实的需求和意义。对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和估计,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低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如何认识和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更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正如一届政府决策者要对自己在任时期的宏观政策负责一样,经济学家们也要对自己的判断和公开发表出来的言论负责。别的做不到,经济学家至少不能说迎合社会需求和政府官员的喜好而说违心的话。
经济学家们不能准确预测未来,更不能掐指测算一个国家未来10年到20年的增长数字,但社会却始终有这个需求。经济学人作为一个职业又不能吃闲饭,那又该怎么做?也许只能把自己所知道事实摆出来,让政府决策层、企业家和投资者自己去做判断经济发展大势。如何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经济学人目前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告诉人们:(1)自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史实和经验是什么?(2)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是什么?(3)中国经济目前大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4)决定未来中国增速的内在结构和世界经济环境及其增长前景什么?
从近现代和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史实中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或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革命后才发生的现象。按照许多经济史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世界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历史经济数字的推算和估计,从公元前1000年到1800年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像14~15世纪的威尼斯、16~17世纪的荷兰和17~18世纪英国,才开始有了有了稍微的经济增长。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后发生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后,才最早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产生现代经济增长,而推动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和科技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各国经历两个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即从1820年到1913年。这一期间,大英帝国崛起时的经济增速只有2%左右,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进入了“英国病”的停滞时期,中间还经历了1873年到1896年的第一次世界性大萧条。同一时期,法国的GDP年增速平均在1.5上下。德国统一后崛起比较晚,但仅仅增速相比英法也高一点,平均GDP年增速超过2.5%,但德国的经济增长被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所打断了。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有一段时期超过4%的相对“高速增长”的只有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说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西方国家纺织工业的创新时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则是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则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这一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作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乃至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发生,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波快速经济增长。从1950年到1973年间,德国的年平均GDP增速为5.69%,法国为5.05%,加拿大接近5%,美国的年均GDP增速为3.93(前提是美国经济从1820年到1950年已经是经历了超过3%平均GDP 年增速了,在20世纪50年代后到70年代有接近百分4%的年平均增速已经是相对很高的经济增速了),连英国这个最先崛起老牌工业化国家,在这20多年的年GDP增速也达到了2.93%。而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波快速经济增长,才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发生“大分流”的真正原因。
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上来看,一段时期人均GDP超过8%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一些后来崛起的“赶超型”的国家和经济体。按照林毅夫教授最近几年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外,保持平均经济增速在7%其持续时间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马耳他、阿曼和博茨瓦纳十二个经济体,而主要大的经济体又大都亚洲尤其是东亚。例如,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7%;我国台湾地区从1962年到1996年有8.8%的35年高速增长;韩国从1971年到1996年有差不多25年的超过9.1%的高速增长,新加坡从1976年到1997年平均年GDP增速也高达8.2%。香港从1974年到1988年GDP增速为8.2%。
一个非常值得今天特别注意的现象是:这些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后发赶超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之后,几乎无有例外地全经历的一个经济增速“下台阶”乃至增速减半的过程。日本从1974年到1992年经济增速只有4.29%,比1950到1973年的经济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还多。在1993年之后到2009年,日本经济又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年平均增速只有0.85%。韩国经济从1997年到2012年的年平均增速大约只有4.3%,比1971年到199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还多。台湾经济从1995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大约也只有4.3%左右,也比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左右;香港经济从1989年到2012年大约只有4.0%上下;这一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应该最高的,从1997年到2012年大致在5.3左右%。这些有着“后发优势”和“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的超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说明,在经历一段时间20~30年左右的超高速经济增长而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过程之后,经济增速不是逐渐地下行,而是增速突然下一个台阶,在下一个台阶,最后经济增速下降一半左右或者更多。
相比欧美各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中速增长,乃至相对二次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和到70年经济的相继高速增长的“起飞”,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在1978年到2012年这35年中,扣除价格因素,GDP 增长了16.2倍,年均增速为8.7%(国家统计局2013年11月6日发表的一篇“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所给出的数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按照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2014年第二版“新版序中”给出的数字,从1978年到2013年这35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8%,见该书第7页,上海格致出版社),正好与我国台湾地区从1962~1996年这35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速差不多。但是考虑到中国大陆地区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能有超过35年GDP年平均增速8.7%超高速增长(不像我国台湾地区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这本身已经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这实际上也说明,在18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用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走了一遭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
在经历了35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之后,自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真正下移,先是降到2013和2014年的7.7%,到2014年则进一步降到了7.4%。现在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是,经过了近13个季度PPI连续为负的“增长中的不景气”之后,经过3年有余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和“去库存化”,中国经济是否下行“见底”了?是否未来几年还会“见底回升”?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是否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会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经济增速要下台阶乃至增速减半的过程?要大致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以上把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放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以及在当代亚洲和东亚地区的几个重要的经济体的大范围的对比中来把握和思考外,还必须理解这个中国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过去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其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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