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日，《个人所得税特别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颁布。其实现的强度和简单性超出了预期。这可以看作是应对市场减税呼声的一项重要措施。

国泰君安的合并与房地产团队详细比较了近几个月来美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历史，对住房贷款利息税收抵免政策进行了模型计算，并深入分析了税收改革对政府收入和社会消费的影响。n.名词

1。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刺激美国消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于1986年，此后一直在使用，经过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2017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945.7亿美元，占全年税收总额的36%，是美国第二大税收，仅次于销售税和所得税总额。

在个人税制方面，税收水平的细化和减免优惠的全面性反映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在美国，个人取得收入后，首先从个人收入中扣除免税和减税，然后根据收入水平和申报方式对应的不同税率计算初始税负，其中，税收减免与个人所得税类似。在我国，税收减免是在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在取得初始税负的情况下，在此基础上也有直接的税收减免。

增加美国个人所得税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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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财政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美国前两次税制改革在减轻个人税负和刺激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历史上，有两次成功的税制改革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

里根总统是在美国经济停滞时期上台的。他采纳了以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通过减税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1981年10月，里根的税制改革使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了5%，1982年7月和1983年7月又降低了10%，并简化了税制，在此期间，联邦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81年的9.11%下降到86年的7.69%，个人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60.34%上升到63.14%。%。

21世纪初

美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末，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微弱的前景，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衰退，布什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其中《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是一项公共政策。2001年颁布，主要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将最低税率降低到10%，2003年颁布了《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降低到35%。

在此期间，个人联邦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9.90%下降到2004年的6.69%，个人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同期的66.13%上升到67.27%。

美国的两项税收改革对刺激消费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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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减税的另一方面是增加财政负担，根据美国的经验，减税伴随着财政赤字的快速增长。例如，在里根的减税政策中，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增长了1.6个百分点，而布什的财政盈余在2001年税制改革开始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但在2002年迅速转为赤字。

但是，如果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不到10%，那么美国经验中的单一税制改革与组合拳击在强度上存在差异，财政压力也不那么大。

与美国个人税制相比，我国现行税制缺乏横向公平性，目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单一，税率相对稳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多元化，避税机会较多，这也证明了现行制度对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缺乏公平待遇。

其次，中国的个人减税项目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作用是调节收入分配，但也需要保障公民的基本需求，如医疗、教育等，而住房贷款和租金、养老金、医疗、教育等纳入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的实施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住房贷款利息扣除的影响分析

根据本次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扣除规定，居民首次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额为每月1000元，不同城市的住房租金扣除额为1200元/1000元/800元，配额扣除也是许多国家或地区基于公平原则的选择。

借鉴各国现有住房贷款的税收抵免/贷记，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采用税前扣除，如荷兰、韩国、香港、中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税后信用，如日本。在美国，按揭利息和税收抵免实行C。同时，取决于集团收入。

针对一级城市个人所得税占比高达39%的情况，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计算了一级城市住房贷款利息扣除个人所得税，并对影响个人所得税扣除的三个变量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通过模型，我们发现住房利息个人所得税扣除的有效性及存在的问题如下：

经济越发达，富人聚集越多，抵押贷款使用越多，城市税收优惠就越多，而经济增长越慢，抵押贷款使用越少，享受抵押贷款利息税收优惠就越困难，这可能加剧抵押贷款利息税收优惠。地区财富分配差异。

住房贷款的利税抵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住房拥有率。其主要原因是，住房贷款的利税抵免政策降低了住房购买成本，鼓励家庭承担更高的贷款，购买更大、更昂贵的住房，并促使一些可租购群体转向住房购买。

当住房供给弹性很低时，住房贷款的利税抵免政策将导致房价上涨；当住房供给弹性充分时，住房贷款的利税抵免政策对房价没有长期影响，目前大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较大。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很低，而利息税收抵免政策对住房贷款的收入影响可能被房价上涨所抵消。

三。补血房地产税或政府收入

中国地方政府从2016年起增加了营业税（营业税以前是地方税，增值税现在是中央和地方税），并将在明年扣除个人所得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收入来源急剧下降，因此引入房地产税也可以有效地补充地方政府的收入。

为对冲房屋利息而扣除个人所得税，将征收多少物业税

以一线城市三级贷款额度为基础，计算了不同贷款额度下的年度房地产税和年度扣除税的幅度，研究未来征收的房地产税如何对冲地方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对影响房地产税的两个核心变量进行了合理的固定假设，并将房地产税率作为调节变量。

首付比例：一线城市假设为70%，根据连锁数据，目前北京首付比例为70%，上海首付比例为65%，深圳首付比例为50%，但未考虑场外资金配置情况。

家庭财产免税面积：假设80平方米，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2.38平方米，上海市2017年为36.7平方米，广州市2015年为32.17平方米。综合考虑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2平方米，按每户2.5计算，一级城市家庭合理免税面积为80。

物业税税率：按0.4%/0.6%计算（目前上海市房地产税适用税率为0.6%，低于上年平均价格两倍时税率为0.4%，由于是第一套房也是唯一的自住住房，故暂不考虑累进税率。

一线城市二手房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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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房价市场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我们的模型得出了以下核心结论：

贷款金额越高，即房屋价值越高，每年缴纳的物业税就越多。

一级城市贷款的比例约为30%。当房产税税率为0.4%时，当房屋价值超过833万元时，每年的房产税足以抵减地方税收抵免额。

一级城市贷款的比例约为30%。当房产税税率为0.6%时，当房屋价值超过667万元时，每年的房产税足以抵消每年的地方税收抵免。

房地产税与扣除住房利息的吻合度很高。

对四个一线城市不同贷款额度对应的年住房税和年住房利息扣除税额进行了散点图，并进行回归分析：

拟合优度很高，相关系数r2>=0.91，线性相关度最高的是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

在没有房地产税的情况下，由于第一套公寓的按揭利率不同，导致按揭利率不同，所以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扣减只因城市（其他变量相同），从截距值来看，按揭利率由高到低的一级城市为深中。恩，北京，广州和上海。

在房地产税的情况下，假设每年扣除的个人所得税金额相同（影响个人所得税的变量保持不变），需要更多房地产税补偿的城市依次是广州、上海、深圳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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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编者按：以上研究是在实行特别减税政策之前完成的。因此，按揭利息个人抵税模式主要考虑不同贷款额度下的不同抵税，这与现行的实际政策有所不同。

4。个人所得税改革将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对我国而言，税制改革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改善贫富分化，但促进消费的作用需要时间来催化，经济刺激的作用可能有限。

经过计算，税制改革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原税法规定的年税后收入30万元，为247600元；新税法规定的年税后收入为253900元。新税法减轻了6377元的负担。根据新税法，40万以上的人要缴纳更多的税款，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纳税，压力也在加大。

总的来说，新税制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减负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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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风电、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更重要的是，实施个人减税后的税法减免，确实有利于消费潜力较大的群体，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的中产阶级年收入在1150万元到43000元之间（相当于每年76000元到280000元），这个人口从500万增加到现在的水平。离子在2000年达到2.25亿在15年内，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到2.75亿。这个群体的人口将超过欧洲的总人口。

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张，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越来越高。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增加，对提升整体消费能力和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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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麦肯锡，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然而，我们不应高估评估在刺激内需甚至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数据显示，在美国实施减税政策后，在私人消费和投资加速增长的支持下，通货膨胀倾向于显着上升，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将显着上升。美联储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例如，在里根税制改革时期，82年美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急刹车后上升，达到4.1%的最高水平；在布什税制改革时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从1.10%的最低水平上升到2.2%，在此期间，美联储提高了16次利率，提高了17次利率。ES分别为331 bp和425 bp。

但根据我国国情，2017年个人所得税总额约11966亿元。根据修正案中的税率减免条款，假设个人所得税减免10%，即约1196.6亿元。也就是说，税制改革每年可以释放约1200亿元的可支配资金。

近十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在45%-52%左右。根据MPC+MPS=1（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1），可以简单地假设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48-55%。由此可见，由于个人税收负担的减轻，国民消费的增长在5760-66亿元之间。

国民储蓄率稳定在45%到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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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22亿元，增量部分仅占总额的0.1573%，占总额的0.1802%，减税本身暂时不是消费的高促进。

此外，考虑到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从税收负担到消费对经济的直接刺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很难说单一的税制改革将极大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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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税制改革中的战斗可能难以解决消费退化的问题，但有助于增强信心。更多的对冲政策组合势在必行。

虽然从绝对增量规模来看，单一税制改革对刺激消费或直接促进经济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但减税对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促进作用，最终实现了减税预期收入增加消费的积极过程。经济增长实际收入增加预期收入在现阶段进一步增加，由此带来消费的乘数效应，即消费的转变将被税收负担的减轻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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